在相反性别的话语批判中，我提到了关于言语如何影响性别认知的一个部分，在这里我会更加专注于中国（大陆）的性别隔离。
童年
在多数这一代人的童年中，从幼儿园的厕所开始，到队列，着装，再到家长所带有的男尊女卑或如此的性别期望，可以说，从小性别隔离和分化的概念就被深深地植入人心。
在美国，为了售卖商品，资本家们引导人们根据孩子的性别为其选择玩具种类和玩具颜色，尽管在如今的时代已经被不鼓励（在一些进步的州已有人尝试立法禁止性别分类），但是在很多地方，许多家长仍然接纳了这保守的观念，让男孩可能被赋予汽车和机械类的玩具，而女孩可能被赋予洋娃娃或过家家类的玩具。这也就让许多人从小就被性别角色和分化所影响。
有没有可能，部分人在童年时期就因为想玩与被分配的（指派）性别所不同的玩具，而从小就因此被植入了“我不属于这个性别”的观念和疑惑呢？这个问题难以回答，但明显的是，如此的性别隔离的分配，并不基于染色体或生殖器的差异——尤其对于青春期前的孩子们来说。相反，这一切更像是给孩子套上人为的性别分类框架，这种强加的分类势必造就“性别不适者”——不认同所指派的性别分类（性别刻板印象）的一群人——不论他们是否是跨性别者。
青少年
如同童年一样，许多人会在学校和家庭两点一线中度过，青少年时期的学校更可能采取性别隔离的规定，它可能比幼儿园的规则更加详细：首先，每个人都被分配了男性和女性的身份，在大部分的证书和身份证明上都会被写下，然后分配座位也可能根据它来分配行列，站队要分配男女，因此以至于做操、上体育课、参加体育考试也都被分配了男女。
甚至更详细地来说，在竞选班委时，男人可能被认为应该承担正职位，女人可能被认为应该承担副职位——在日本过去的社会中，如果一男一女同时竞选学生会长，女人就可能担任副职来保证男人的尊严，在中国也许也同样会发生。以及男人可能更被推选为与体育、数学相关的委员，而女人更可能被推选为历史、艺术类的委员。（当然，这不绝对，更有可能是谁成绩高就谁就被推选为委员，或是谁是听老师话、符合老师的标准就被内定，或是家长是重要人物的后代们被内定——而标准往往不是取决于竞选者对该职位的热情与实际工作能力。）
那么，教师对学生的态度呢？尽管现在没有教师敢表露得太详细（虽然笔者仍然听到有些教师还是敢于直言厌女），但有时厌女确实是存在的，无论是认为男人该学理还是女人该学文的刻板印象，还是认为女人后劲不足，对女人的贬低。它也许不通过话语来展示，但是，一些教师对于男人的偏心也可以通过行为、暗示来表达。同时，家长甚至也可能对男女有不同样的期待，这些都会加重性别隔离，并且影响塑造青少年的心理。
无论是想要努力的女人还是不希望进行竞争的男人，只要是“性别不适者”，即便抛开跨性别者，无论谁都可能对自身的性别——或更详细地来说，被强制指派、赋予的属性、角色、要求、审美等——产生厌恶。
一个加剧此效应的变量也包括青春期的身体发育，在中国，月经被认为是羞耻的，一个羞于谈性的社会风气，也必然导致每个人对自身的性征发展都可能是困惑的，厌恶的。不同性倾向、性别认同科普的不足，也会导致个人对自身的识别、认同不足。这既包含了跨性别者不知道跨性别身份而认同了同性恋的身份，有的时候也会反过来。性多元群体无法详尽地、安全地进行自我探索，这些迷茫或厌恶势必会遗留在成人的世界中。
性教育的另一个不足，就是性骚扰的盛行，以及青少年对于性骚扰的较少报案和防御，其中不仅指成人对青少年的骚扰，还包括青少年对青少年的骚扰，以及基于性别的校园霸凌，这些都可能对青少年的健康造成不利影响，“性别不适者”可能因为遭遇了性骚扰但无法得到正义的伸张，而对身体产生厌恶，或者，对持有某种特性（比如某种性别）的群体产生厌恶。这里的性骚扰，并不仅指插入式性行为，除此之外，包括编造谣言来使用语言暴力，或根据性倾向、性别认同、性别表达来进行骚扰，也一样是骚扰的一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以上提到的性别隔离的缘故，男性被认为要阳刚和强壮，女性被认为要阴柔和内敛，因此，不符合这种刻板印象的青少年，很可能被校园霸凌或被群体孤立。
对性的羞耻化、污名化，再结合性教育的缺失，青少年也可能对性病的认知不足，从而导致预防和处理的不足，一方面难以充足地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在不幸沾染性病后难以察觉和分辨，即便分辨后也可能由于耻辱而耽误治疗。除此之外，意外怀孕更可能极大地影响一个人的健康和生活。
话说回来，如上所说，对性别角色的不认同，既可能转为对自我性别本身的不认同，也可能仍然认同自身的社会性别，但是开始讨厌自身的身体，或是并不厌恶的身体，但迫切地渴望以另一种性别角色来生活。在青少年时期，中国鲜少教育突破性别刻板印象的知识，更不会教育性别建构学说，那么在二选一的本质主义中，“性别不适”会更多以厌恶和拒绝来表现，而不是超越和突破。
对于广泛的跨性别者来说，对性别的厌恶和不满意，需要厘清究竟是对身体上的、社会评价上的还是自我表达上的。需要着重强调的一点是，保守的社会所传达的皆是“一条道走到黑”的性别表达，也就是“如果接受一个性别认同就要接受全部的刻板印象。”但现实却不只是这样的。在现实中，对外在的接纳，对身体的表达，皆是分开来的，甚至包括皮肤、喉结、嗓音、乳房、生殖器类型也都是分开来的。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进行改变身份证必须要进行全套完整的性别变更，而这一不符合科学的政策设计，将所有的需求与期待都强制引导、塑造成了连顺性别男女都没有扮演好的理想性别角色，而无论是激素治疗还是性别重置手术都不可能有如此神奇的作用能满足这份需求和期待。
尤其是——考虑到家庭收入的差异，家庭接纳程度的差异，如果说以它来决定性别认同的话，本身会蕴含巨大的不平等。正如： https://limelight.moe/t/topic/9649/6
在这个独特的情境中，阶级的变量仍然是一个显著的、非常容易理解的变量，SRS和整容手术，那些被认为“Pass”或“大隐隐于市”的权利或自由，首先是服务于富人的，或者服务于拥有“只要努力就能做到”的幻想和对自身特权无视的中产阶级，而对那些每月的工资仅仅用来活着的无产阶级者来说是不适用的，这种实质的不平等正是相信“人人应当平等”的人不应通过市场化来推行性别解放的原因之一。
完美的“男性角色”或是“女性角色”，从一开始就只是属于少数富人的特权，是被建构出来的角色，这一点即便在跨性别者以外的父权社会中已经是如此，在第三波女权主义运动中就已经被讨论得很明白。
如此一来的割裂的“性别表达”或者尝试这种表达的期待，它不仅是在二元性别中互相隔离和割裂，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阶级差异、财富不平等带来的问题。
另一个性别隔离导致的后果就是性别对立。人人平等的概念与男女有别的概念是冲突的，如果从小开始男人和女人就被割裂开来，意味着在想到其他性别者时，受隔离思想影响的个体想到的会是他者，即——和我并不一样乃至于并不平等的存在。性别对立的祸根从性别隔离开始，再经过无数的性别歧视、性别压迫强化，最终导致在成年时，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互相之间未必把对方当作自己一样共情。他们不为了对方的幸福而快乐，也不为了对方的痛苦而悲伤，更不会把对方的权利当作自己的权利来捍卫。反而希望统治、征服、霸凌对方，如此一来，便要争个你死我活不可罢休了。
成人世界
我最想要讨论的一点，也是写这篇文章的启发点，便是女同性恋分离主义对于跨性别者的排斥，我一开始有诸多问题：一，为何顺性别女性作为女性却要强化父权社会的刻板化女性形象——以身体决定的女性气质/经验？二，为何女同性恋分离主义会排斥“看起来像女性，在生活中是女性身份，也受到针对女性的性侵风险的跨性别女性”，相反却非要声称跨性别男性仅仅拥有类似的器官便更有共同点？三，为什么女同性恋分离主义认为在日渐互联网化、日渐连结的社会中，分离主义可以带来基于性别的解放？
而这些问题，都可以在如上的分析中找到答案。
其一，很明显的，由于性别分离的影响，男人与女人几乎被认为是从不同星球来的人，被构建成完全不同的形象，一个“异性相反的话语”被建构，正如：https://limelight.moe/t/topic/10029
在这种话语或思维方式里，非常容易走向不正确的二元思维而忽略人与人之间的共通性，比如说，在这种“相反”的思维中，如果一种气质或特征被定义为男性的，比如说“勇敢”，那么在这种二元且相反的思维中，女性就被构建为“不勇敢”的。而这种叙事或思维方式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也不符合逻辑的。在历史中，男性通过这套思路或话语，构建了统治者和主宰者的形象，而将女性沦为被统治者和服从者的形象。这种话语和思维方式是尤其要被警惕和反思的。
顺性别女人仅仅因为拥有了，或被安排了“女性”的身份，就遭到了一系列不平等的对待，比如，被定义为不勇敢的，被定义为需要服务于男人，为男人生孩子、做家务的，有的时候，这种“为了男人”所做的事情，会被更隐晦地定义为“为家庭奉献”、“为了国家奉献”，而将其中实质上的受益者——男人——隐形掉，并包装它让它看起来是一种更加宏大和崇高的使命。
打压、侮辱，乃至于性骚扰，这些都是为了让女人低人一等，反过来在二元叙事中便是让男人高了一等，这种高人一等的态度，形成了一种基于性别的权力系统，而这种系统让男人学会在性别维度中表达、索取、宣称、使用权力。它造就了不同形式的强奸，一种是直接的，运用物理暴力的强奸，另一种则是利用权势的、不平等优势的逼迫，反过来，这种强奸又会激发另一轮的打压、侮辱、性骚扰的循环——在强奸的受害者身上尤其可见。更加令人绝望的是，除了直接的受害者，一种隐晦的叙事将那些还没有受害的女人，也归为潜在的受害者——女孩即便在小的时候就被提醒、教育要注意保护自己，不被允许走夜路，不被允许去诸多娱乐场所，甚至连衣装打扮都被规训。而这种庞大的网，不仅是一种永远置于危险中的不安全感，甚至，女性身份已经俨然成为了“受害者”的代名词，即便是女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职于高位，女性身份又会为她带来靠性贿赂上位的羞辱，只要是女人，就没有一刻能逃离这种低人一等的打压，随时受害的不安全感。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媒体对女性身份的塑造，让我们举一个显著的例子：
1，男人强奸了女人。
2，女人被男性强奸了。
3，女人被强奸了。
4，女人是强奸的受害者。
在这四个例子中，每一句话都是在语法上完全正确的话，并且，都可以说是对事件本身没有撒谎，然而，给人的意思却截然不同。
在1中，男人是施暴者，女人是受害者，它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事件，没有拐弯抹角，施暴者是可以被负责的（Accountable），不会被隐形。
在2中，仍然指出了女人的受害，但是，句子的主体换成了女人，就容易让人联想，是女人做了什么以至于自己被受害了？如上文所言，它将变成下一个恶性循环的规训，变成对受害者的再次伤害。
在3中，男人作为施暴的主体则彻底隐形，更让人觉得，女人在受害这件事情上扮演了主要能动的角色，于是，讨论重点也从“如何阻止男人施暴”变成了“女人如何才能避免被害”。
在4中，它不仅让施暴者完全隐形，更是以一种修辞的方式，暗示和给予了女性永久的受害者的身份，并且将这个身份，牢牢地和女人进行了关联，尽管单一的新闻不会敢声称女性是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地点的受害者，可是源源不断的不同新闻，就如同鸟笼一样——单一的铁栏杆，谁也拦不住，但是当它们逐渐排成一张网络——女人就完全被困在其中了。
如果审视如今的媒体，尤其是，在性别维度上并不敏感的媒体，通常情况下，我们看到的会是哪一种修辞方式呢？
难怪顺性别女人会如此厌恶男权社会，乃至于将怒火散发到所有男人甚至有男性特征的人身上，尤其是——在父权社会二元性别隔离的前提下，男人被构建为了和女性相反的存在，那么如果女性是被压迫者，是寻求解放者，男性身份下的人在二元思维的影响下就变成了压迫者和阻止解放者。
尽管单一的男人未必是强奸犯，但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里，男人或有男性特征的人，是被保护者，是被纵容者，是在性别维度的权力关系中的优势者。自然，它未必是自我选择的，一个人在出生时的性别是被分配的，追根溯源地来说，没有人能在出生时选择自己的性别以及社会会怎样对待他们。特权或诅咒，劣势或机会，有的时候是同一把刀刃或硬币的两面。
话说回来，更加直接的例子是，在一些因为性别不平等（包括但不限于杀女婴、男尊女卑严重导致女人去往平等的大城市）而导致了女人较少的地方，一些男人会大喊：“国家应该给我找个老婆！”这就可以看出来，即便一些男人（还）没有变成直接的受益者，也自认为自己应该是受益者，或是理应将要成为受益者。至于女人为什么一定要给他当老婆，女人自己的需求，则在逻辑上被忽略了。而这种思想，正是通过金钱来鼓励或参与拐卖的万恶之源。
也即婚姻对这些人而言，并非两个人自愿的结合。它的逻辑更像是“男人应该有老婆”，在这个宣称中，男人是主体，女人是客体，男人是世界的中心，女人更像是一个物件。“我想要”所以“我得到”，“我应得”所以“我宣称”。至于设身处地从女人的角度着想，对于他们来说是另一个世界一般的事情，他们从没有意识到女性实际上是和他差不多的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而这一切正是二元分割的性别模型、视角与理解下对人的异化。
单一的男人，未必购买了女人，未必拐卖了女人，但在如此的框架下，每一个女人却因为女性身份被贴上了标签，打上了烙印，变成了拐卖的潜在被害者，强奸被害者，社会就是如此让女人喘不过气来的。
于是自然地，随着工业社会的进行，大众媒体的发明和改进突然之间让每个单独的被困在家中的个体，突破了限制，可以联合起来，可以传播思想和感受了，于是，性别平等的趋势和浪潮也就来了。在男人为了种族、阶级打个没完的时候，女性身份认同却变成了超越种族和阶级的，正是由于普遍的压迫而成为了普遍的抵抗的，让人团结起来的旗帜。一些男人责怪女人没有家国意识——这是自然的，因为家国的概念本来就是为了吃女人、压迫女人的。正如之前所言，让女人“为家庭奉献”和“为国家奉献”，实际上是隐藏了男人作为受益的个体。对于男人来说，为了家庭和国家争斗是正收益，它与自己的收益是同步、相关的，越是争斗，自己得到的就越多。反之，女人则是相反，大多数女人的奉献源于不这么做会被惩罚，成家往往是为了回避惩罚，获取避免惩罚的保护伞而已。在这个基础上，女人越是为了家庭和国家奉献，自己除了得到虚名以外，就越会是损害自己的健康和生活。自然，女人的平等意识如果要觉醒，如果要有力地捍卫自己作为个体的权利，就势必要求它是超越种族、国籍、阶级、性倾向和身心障碍划分等维度的。
在美国的平权运动中，曾经出现了一个荒唐的现象，女人同样为了理想而斗争，但是女人的视角、意见和贡献都被消解了。在非营利的组织中，女性的成员往往被当作端茶送水的协助者，而并非平权运动和组织的主体或主力。而诸如非裔女人这样同时拥有两个劣势标签的交叉身份持有者，人们在历史上曾会忽视这种交叉性。比如说，通用汽车曾经拒绝了一些非裔女人的应聘，其中Emma DeGraffenreid将其告上法庭，她认为，通用汽车存在就业歧视，因为尽管通用汽车招收女人，但是对女人开放的工作往往是助手和前台这样的工作，而这些工作中，欧裔女人被认为是宜人的、美丽的，而这样的工作并不开放给非裔女性；另一方面，通用汽车也招收非裔，但是给非裔的工作往往是搬运类的体力工作，而这些工作不开放给非裔女人。也即，同时拥有非裔身份和女性身份的Emma DeGraffenreid，确实受到了多维的歧视。可见，女性身份的标签以及对应的影响，不应因为另一个标签而被忽视。一个人同时可能拥有多重的、不同的特权和劣势，不同维度的身份所带来的影响应被动态地、全面地考量。
种族、国籍和阶级等身份，对于一个人的生活和社会的交互必然发挥着作用，除了多重的压迫以外，会不会产生某一个优势的种族或阶级抢占了所有的资源，抢占了所有的关注度，只在意自己的诉求而忽略了其他人呢？实际上，一个人可能在诸多方面握有特权，但是在一个维度处于劣势，那么这个人就可以用其它方面的优势来为自己创造在劣势方面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一个白人中产女人，非常可能凭借种族和阶级的特权，来给自己性别上的劣势发声，而盖过了另一个可能更受压迫、更需要帮助的非裔穷困女人，后者的痛苦和意见都被消解和隐藏了。
除了种族和阶级外，还有无数存在不平衡权力动态的标签，比如性倾向、性别认同、身心障碍、宗教信仰等。一个人可以同时持有多个劣势标签，而受到多重压迫，使此人连走到聚光灯下的能力都没有，只能在被社会遗忘的角落独自承受不幸。
而男性身份，在诸多标签下也只是其中一个维度的身份。一个富有的白人妇女，完全可能比一个贫穷的非裔男人拥有更多的特权。因此，当我们说在性别维度中，男人是特权方，女人是劣势方的时候，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男人都过着比每一个女人更加自由和优越的生活，而仅仅是说在性别的维度存在歧视，社会在单一的性别维度中更倾向于偏爱男性身份。
当一个人说社会“已经不存在对女性的歧视了，现在的女人过得比男人更好”，可能这个人是观察到了城市的发展，对于城市居民给予的经济上发展优势，从而使一个城市女人因为城市身份获得的特权，变得像是在性别维度上获得的特权一样。比如说教育或工作的机会，很可能社会的发展给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提升了更多的教育机会，更好的工作机会，这些特权是同时分配给男人和女人的，并不意味着性别维度上的平等，因为城市女人很可能仍然面对着性骚扰等威胁。无法看到不同维度的、动态的、交织的特权与优势，很容易让互相理解和互相沟通陷入僵局。反过来说，性别平等的倡导者，也需要反思自身的的特权，不能因为一个维度的劣势而无视了自己在其它方面的特权，尤其要避免抢夺其他更不幸的遭受多重压迫的人的声音。为了性别平等而奋斗的女人，也很可能凭借自身的特权，霸凌与压迫在其它维度处于弱势的男人和其他人，尽管一个男人可以在性别维度处于优势，但不意味着单一的男性个体一定强于另一个女人。在美国，欧裔女人凭借特权而对非裔男人进行霸凌的例子有很多，尤其是通过拥有结构性问题的警察系统来进行霸凌。在中国，网络暴力以及利用体制的举报是最容易被滥用的。
这里也仍需要提到“男人/男性身份持有者不可信任”的观点，实际上，男性身份只是无数身份中的一个维度。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维度，持有不同的身份，如果必须在所有维度都趋向于一致才能缔结信任与联合，那么几乎就不可能有任何实质上的联合了。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的生活不可能是相同的，其在不同维度上的身份也是不相同的，生活在城市的女人或是生活在农村的女人，身心障碍的女人或是非身心障碍的女人，女同性恋者和女异性恋者，不同人之间的生活都是不同的，会遭遇不同的压迫，有着不同的诉求，没有哪一个比另一个更重要，没有哪一个比另一个更正统，如果希望对差异盲目而建立同质体，往往只是其中最有权力的人霸占了最劣势者的存在、话语权，而这本身也是一种霸权。
抵抗不平等的联合，需要清醒地对不同维度的身份有着觉察，并且在承认不同人的诉求的同时，求同存异地对话与合作，才能取得稳定的进展。而那些通过不断消解诉求、忽视他人而建立的联盟，终究是不稳定的、不可持续的。另一方面，以仇恨和排除建立的身份共同体，往往加深了隔离的特性，从而在更大的尺度下，维护了压迫众人的系统本身。在性别维度中，隔离是歧视的根源，仇恨男人、排除男人，最终仍然是维护了系统的运转，它无法让人们超越这个系统而建立更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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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跨性别身份的补充：
回顾二元性别隔离，可以看到的是，一个成人大部分的时光，都生活在性别隔离的系统下，都生活在父权社会的二元分立系统中。它既导致了指派性别为男性的人，在童年和青春期可能遭遇以“不够男性化”为理由的霸凌；另一方面，指派性别为女性的人则更广泛地遭遇限制与贬低。更加明显的是，由于性别隔离的系统，无论是顺性别男女还是跨性别男女，都在这个系统中被割裂了，被性别身份异化了，以至于，顺性别男人和跨性别女人，在未经其允许的情况下，被迫成为了父权社会的优势者的代表。性别认同并不是自我选择——实际上大部分跨性别者没有选择自己的性别认同与指派性别不一致，而是被迫因为性别焦虑而必须去做些改变。不仅跨性别女人没有选择成为受益者，跨性别男人也没有选择成为受益者，并且两者都因为跨性别身份遭遇了更加广泛的压迫，这一点从跨性别者的自杀率和遭遇恶性犯罪的几率就能看出来。顺性别男人，也同样会遭遇在性别维度上的霸凌。
反过来说，每个人也都可能维护系统，延续普遍的、平庸的恶而成为加害者，乃至于霸凌他人的主体。
另一方面，在片面地针对被压迫经验的强调下，女性身份虽然成为了最开始的团结的旗帜，但也可能让人盲目而变成了无法实质团结的阻碍，除了之前提到过的种族和阶级的割裂，在此笔者希望探讨顺性别者和跨性别者之间的割裂，这种割裂如果不去考虑交叉性来仔细地思考每个人在每个领域的特权或独特的困境——相反被不断地强调女性身份而一笔带过的话，那么，正如之前所言，被压迫者实际上就无法真正地团结起来。因此，在组建被压迫者的广泛联盟时，需要让每个种族、每个阶级、每个性别认同、每个性倾向的群体，每个不同身心能力的群体，都拥有平等的声音——而不是由同质化较高的群体不断强调共同经历、共同生命体验而排除那些不同的群体。
这也势必要求——在性别的维度上——跨性别者需要反思自己的特权，尤其是跨性别女人羞于去启齿的，或焦虑、痛苦于启齿的，自身在童年、青春期和可能的成人期中，因为自己是男性身份而躲过的灾厄，以及不被压制的，不因为女性身份而被折断翅膀的特权；以及跨性别男人，可能的，因为新的性别表达而获得的不被伤害和限制的特权，或是更加平常化的特权（也许这一点在文中难以理解，但是某种意义上，“人类社会”——尤其是延续旧日传统的部分——确实是为了男人而“订做”的）。
而更加需要顺性别者注意的是，大部分跨性别者并非是完美的二元性别扮演者，也就意味着跨性别者不是特权的完美受益者。相反，相当多的跨性别者是在转变中的，或即便转变之后也并非处于男或女的区域的，而在一个父权的二元性别隔离社会中，比起纯粹的顺性别女性身份而言，人们更加会排斥、伤害那些既不是男性身份也不是女性身份的人，而这种痛苦，明明顺性别男女也都经历过，但会在跨性别者的身上成倍、长期地造成伤害，如果在考虑到对身体的自我厌恶，或是对身体需求的长期不满足，那么顺性别者相较于跨性别者，又会有另一种普遍的、广泛的、被偏袒的优势。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顺性别同性恋能够通过隐瞒自己的性倾向长期大隐隐于市地活在顺性别异性恋社会，甚至可以去骗婚和形婚，然而对于跨性别者来说，性别觉醒就是对自身的旧身份判上“死刑”，要么涅槃而生，要么便和旧身体一同永久地死去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无论是激素替代治疗还是性别重置手术，都是有风险且需要花费许多金钱的治疗手段，而这些却是仅仅为了回到每个顺性别者天生就拥有的起点，若非是比死亡还要痛苦的折磨，跨性别者不会如此选择。因此大部分进行激素治疗和重置手术的跨性别者，不是在做转变和不做转变中做出选择，而是在活和死中做出选择。跨性别者转变前或转变后能拥有的微妙优势，可以说和如此沉重的命运相比微不足道，可以说和为了成为自己而遭遇的额外的痛苦、困难相比微不足道。
以上，如果要做一个结论的话，可以说这篇文章具体地分析了性别隔离如何发生作用，如何影响人生，又如何塑造了如今一些本质主义女权主义的概念，除此之外，这篇文章也强调了我们需超越于父权社会的性别隔离——尤其是顺性别者和跨性别者需要更进一步地互相理解和团结——以及团结需要注重的要点。希望这篇文章能带来更多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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